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，夜不能寐！
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， “那次考察，不过是走马观花，没有看出多少东西。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，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。”毛泽东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。
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，毛泽东更是牵念有加。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，他就明确表示“要修水库，不要泥库”。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每念及此，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
毛泽东想千里骑马走黄河，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，那就是：借助这次黄河之行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，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。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
在赣闽苏区，只要有几天时间，他就会找来农民、商人、手工业者甚至地主，开个调查会。当地的社会结构、风土人情，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，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，土布、盐和“洋火”从哪里进的货，他都了如指掌。
在延安，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，走在街上。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、聊天，大到边区政策建议、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，都能声声入耳。那时候，外有强敌围剿，内有路线斗争，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“太上皇”指手划脚的声音。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，如何荆棘丛生，在“真正的铜墙铁壁”的拥戴下，毛泽东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，玩数万敌军于股掌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。
如今，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？曾几何时，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，各行各业“卫星”频升，捷报频传，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，怨声四起，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
为此，毛泽东很感困惑，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。
1960年6月，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《十年总结》中写道：“八月在北戴河，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，九月发表。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，但是乱子出得不少……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。”
他在不同场合提议，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一切从实际出发。
一次，毛泽东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，他说：“我有三大志愿，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，搞一年农业，搞半年商业，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，了解情况，我不当官僚主义，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。二是要骑马到黄河、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。要请一位地质学家、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。三是最后写一部书，把我的一生写进去，把我的缺点、错误统统写进去。”
可是，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，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。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“围城”。
毛泽东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，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，走出菊香书屋，凭借黄河再度“突围”的真正含义。
1964年8月初，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，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，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，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。
年逾古稀的毛泽东，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。他昂首挺胸，挽缰策马，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，一如当年“屈指行程二万”之风采再现。
“练吧，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。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，那是会后悔的。”毛泽东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。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场“千里走黄河”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。因为毛泽东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。